所以，当我们准备将一律死刑这一极端犀利的武器授予执法者时，我们实际上授予了他们更便利的寻租手段，其后果，必将是严重执法不公下的执法生态进一步恶化，最终严苛的法律非但起不到打击犯罪的效果，反而成为执法环境恶化的推手。

对于不构成犯罪的人公安机关也有义务将案件移交食品监管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选自王旭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研讨会上的发言。

地方政府负总责必须要有相应问责机制，也要有相应的人、财、物、技术等能力要素保障。【观点论】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举行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研讨会上，王旭副教授就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在食品安全方面，中国正经历美国和欧洲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工业产业布局、食品生产与加工技术污染（农药、化肥、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供应链加长等工业文明发展本身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传播[1]。第三，中国信息高速路时代的到来虽然提高了食品风险交流的效率，但也使得信息种类、数量越加复杂，从而有效的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也需要支付出更多判断的社会成本。缺乏专业的执法人员、检测和分析的设备等是困扰中国食品监管的顽疾。

对于中国来说，食品安全治理要采取一种合作规制的思路，还有一个重要现实原因：中国政府监管力量的普遍不足。对认证机构、检验机构、鉴定机构及其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和追责，等等。例如，与高考录取分省配额制密切关联的教育机会平等问题，就涉及大城市新移民/子女对原居民/子女既有优惠的冲击。

反之，在政府更多地依据立法授权或者模糊立法作出裁量决策的时候，裁判者就失去了立法意志的明确指引，而一旦失去了立法者靠山，其裁判活动就容易腹背受困。代议民主式法治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一丝不苟地执行主权者既定的法律，其隐含的假定在于，法律作为全体意志的表达，是完整无漏洞的、明白无秘密的、确切无含糊的。就此，至少应在三个维度展开：（1）通过公正的选择机制，吸纳有相当专业基础的人员成为公务员，配以不同的相应职位，拒绝不正当利益输送在人员选拔上的影响。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

然而，在当下的政府治理过程中，有的利益被充分甚至过分考虑，有的利益则被排斥在外，或者最多只是被聆听了。在立法者更多将规则和政策具体内容的形成权交付政府的背景下，无论授权出于无奈还是出于习惯，既成事实是政府及其官员有了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有了更大的资源和利益支配权力。

沈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各级政府纷纷组织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法治培训。因此，有效应对治理难题并非朝夕之功，并非寻求恒久的唯一正确解决方案，并非一个难题不断得到解决的减法过程，而是在一个长期无尽的过程之中，努力让已有的和未来的正当利益得以充分表达和博弈，并在某个时刻达成较为合理的妥协或平衡，并与时俱进地修正这样的妥协或平衡。全体人民意志的构成，则是个体人民的代表们通过议事并依照多数决规则作出决策的结果。

这些基于经验的描述，绝非主张政府能干就可以为所欲为，也绝非主张政府绩效的正当性压倒一切。特定领域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重新塑造司法结构和品格的司法改革，决定未来法律人才的法学教育动向等等，都较之以往受到更多、更密切的关注。在更广意义上，政府的规则和政策制定也可以被认为是在执行立法者宽泛的授权。三、何谓应责胜任的法治政府什么样的法治政府才是胜任上述角色的呢？如果代议民主式法治政府论的传统主张，既不能使政府真正受制于人民代表立法，又不能使其真正有能力担纲新的角色，那么，我们又需期待何种法治政府呢？在尝试提出应责胜任的法治政府主张之前，有必要以一个共识和一个限定作为前提。

随着工业化、技术化、信息化、网络化进程的加速，立法规范的设计，更多着眼于为不可测的未来谋定发展方向或路径，而不是着眼于巩固已经被经验确定可欲的秩序。殊不知，问题的根本症结不在于政府是否要真正归位到执行者角色，而在于其是否真正胜任有效应对棘手治理难题的规则和政策生产者的角色。

然而，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篇幅，下文的讨论主要是针对作为规则和政策制定者的政府，尽管有些元素对于作为狭义的法律执行者的政府而言也是必备的。而且，在绝大多数语境中，批评者习惯于站在代议民主式法治政府论的立场，或谓立法不完善，或谓政府执法不力，或谓问责制度不健全，似乎循此立场进行诸多努力，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为此，应责胜任的法治政府应该在利益充分有效表达的基础上，（1）通过慎议的方式，考量和权衡各方利益。无论倾向于政府还是个体人民，都会有裁判者立法的嫌疑。其实，对于利益分配和协调的正义与否，总会延伸出谁的正义、何种正义的争论，但是，是否可以被看见，则是一个相对容易判断的标准。尽管，在这个措辞简单的主张上所赋予的意义、价值和目标，不同群体之间显然且必然有大小不一的鸿沟。个体人民之所以服从政府执法，也不是因为处于被驱使的地位，而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尤其是对这种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代议民主过程及其结果的认同。许多领域出现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如城乡差别、贫富悬殊、教育不公平、环境恶化、资源枯竭、食品安全等等，都会主要归责于政府。

由是，政府必须守法的主张，在中央高层和黎民百姓那里获得了一致认可，并在强大宣传力量推动之下，力图成为法治尚未成其习惯的整个执政体系的共识。（2）通过良好的管理制度，使行政人员得以持续获取专门经验和知识。

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尤其是，这个人民已经呈现日益细密而复杂的阶层和利益划分，发展所得利益与所付成本在其中的分配，无疑是极其棘手的。

医疗、住房、养老、扶贫、济弱等社会保障。3．精英/专家的汲取和重视。

农民生活水平、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纯粹理论的完整性愈来愈被复杂现实撕裂，不同方向的拉扯，使得实际的政府距离理论核心愈来愈远。在投票选举→代表组织→代表议事→立法决策的意志传输带上，几乎每个环节都有阻遏所有个体人民意志有效进入假设的意志转化过程的力量。国土资源与环境保护等。

只是希望在一片呼吁法治政府的声浪之中探究：面对各种复杂的治理难题，我们究竟应该形塑什么样的法治政府，即便它不能在绝对意义上做到治理良好，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大致接受它以及它的执政能效？ 二、代议民主式法治的魅力和局限政府为何要守法？中国历史上开启法治先河、奠定以后悠久帝制基础的商鞅，或许对此的回答为立信立威。首先，全体人民意志构成论基本是虚幻的。

任何政府若不能有效制止腐败蔓延，对行政体系、社会风气形成恶劣影响，势必不利于其对经济、社会难题的治理，这是千古不变传承下来的教训。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发表时略有改动。

于此之际，执政党在其六十多年的执政历史上，首次通过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决定，被各方舆论视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里程碑。代议民主式法治政府的框架之中，行政纠纷裁判者被赋予重要的守卫者角色期待。

2．政府组织的合理化。付出与回报相匹配，是任何用人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于是，立法出现了大量含糊不清的词语，出现了许多因预料不足而被事后经验证成的漏洞或矛盾，更多出现了授予政府见机行事的规则制定和执行的裁量权，这种授权有时是一揽子的或空白支票的。在国家层面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农业基础的薄弱。

沉默、冷漠或搭便车的选民、冲动而非慎思的选举偏好、利益代表的比例、议事过程的成本限制、强势意志的控制性和支配性等，都会使得有些应该得到表达、应该被重视、应该在全体意志中有一席之地的利益，被排斥在外。第三，充分知情是理性、慎议的基础，难以想象，信息的屏蔽或不对称会有助于形成一个合理的决策。

新法实施未久，秦国人多有到国都表示不满的，恰逢太子犯法，商鞅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太子是君位继承者，不能动刑，故对其太傅和老师施以刑罚，以示法令的权威。无论在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在中国，现实的经济社会治理都对行政权提出了超越执行者、接近创制者的要求，提出了政府必须应责（accountable）和胜任（competent）的要求。

在地方层面上，地方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